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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2020.04】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述评

来源:中新网    点击:    发布时间:2021-09-15
摘要:一、关于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的研究 (一)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一基本方略时首

       一、关于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的研究

       (一)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一基本方略时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相继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对其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乡村振兴主要是基于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发展需要。

       1.历史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的发展历史就是近现代中国发展历程的缩影。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以及由此伴随着人口迁移与集聚、城市的兴起与乡村的衰落,使得乡村振兴的提出呼之欲出。对此,李长学认为工业化前期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超越、国家对城市优先发展的布局以及农村的补充角色等因素既是导致乡村衰退原因,同时也为乡村振兴的提出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张海鹏等认为乡村振兴思想的提出既是百年乡村建设和乡村探索的历史延续,同时又与乡村衰退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周立更详尽地指出乡村振兴的提出是历史嬗变的结果,其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以及新时代应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于是,纵向时序的发展脉络以及以此为主而镶嵌的各种影响变量成为乡村振兴出场的重要影响要素。

       2.现实背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据此,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而这正是乡村振兴出场的现实依据和逻辑基础。就其内因而言,乡村社会的整体衰落是乡村振兴提出的必要前提。郭晓鸣认为乡村振兴议题是基于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要素非农化、环境超载化以及现实中的不均衡、短期化、虚假性等矛盾和问题提出的。就外因而言,乡村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乡村建设到新农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国家在进场的同时,其影响力也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乡村的发展战略设计往往与中央一号文件紧密相关,特别是从2004年至2018年的15年间总计发布的15个中央一号文件来看,乡村振兴越来越被国家放在发展战略的新高度。

       (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关于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作出了明确说明,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此,研究者们大多以此展开分析和解读。李周指出,在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旨在繁荣农村经济,生态宜居旨在协调经济生态关系,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治理有效旨在提升战略实施效果,生活富裕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金筱萍、陈珉希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的构成要素就是乡村文明振兴和价值重构,具体解读为六个方面:村民文明意识的培育是主体唤醒;乡村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是资源拓展;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是顶层设计;乡村文化产业的优化布局是力量整合;乡村自治新模式的探讨是机制创新;美丽乡村的积极建设是环境优化。

       (三)乡村振兴提出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部署,其目的既是为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而作出的应景性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是对当代农村发展困境的现实关照和回应,更是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响应,因此,其战略意义十分突出。具体而言,这种意义表现在宏微观两个层面:就宏观方面而言,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在历史站位上具有“以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统揽全局的战略意义;就微观方面而言,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增收动力不足、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等方面做出的战略选择。

       二、关于乡村振兴中相关振兴议题的研究

       (一)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

       1.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乡村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凸显,陈秧分等人认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乡村振兴中得以突出,其发展包含着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传统农业与特色农业等,而这些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王敬尧等认为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乡村振兴产生联动效应,这种联动效应包括对“三农”的提质增效、对乡村文化的激活和对乡村治理效率的提升。陈卫平通过对47位常规生产农户的深度访谈,发现农业绿色生产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取向,但在其转型中面临着规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和文化—认知性压力。

       2.农村治理机制与乡村振兴。良善的农村治理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保障。陈健认为乡村的振兴离不开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冉光仙,徐兴灵具体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内部的“四直为民”机制,即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群直议、干群直通、县乡直达、民生直办机制。谭秋成考察了豫湘两省的治理实践,通过对其治理经验的介绍进一步指出,健全和完善乡村内部议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推动村治改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3.农民与乡村振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乡村的振兴就是农民的振兴。农民既是振兴的主体,同时也是振兴的受益者。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乡村群体中的中坚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接点”,在组织动员普通农户、构建互助合作组织、开展多元主体经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农民个体差异性与制度变革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乡村农民群体分化和异质化,村民这种角色的重大变化和分化客观上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象要以农民为本位,实施过程中尊重农民意愿,并在实践效果考评上以农民满意为导向。

       (二)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